祺诚阀门

一边是有钱无处投，一边是有项目缺钱——如何打通民间资本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任督二脉？“温州悖论”折射的恰恰是整个中国民营经济的尴尬。

温州笔记

 

金融改革试验区中的那些人和事

 

□文/《商界》记者 樊力

 

欢迎来到温州。

 

这里或许是中国本土实验价值与实践精神的一块“草皮”，亦是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的风向标。然而自2011年下半年起，跑路、破产、自杀、索债，屡屡成为它见诸媒体的由头，人们不禁叩问，温州怎么了？伤到什么程度？乃至，中国民营经济伤到了什么程度？

 

从某种程度上说，2011年下半年温州爆发的民间借贷危机，溺水的是民营企业，受伤的却是整个中国经济。一边是有钱无处投，一边是有项目缺钱——如何打通民间资本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任督二脉？“温州悖论”折射的恰恰是整个中国民营经济的尴尬。这尴尬说到底，还是身份的尴尬。

 

正因为此，此次温州被设立为国家层面的金融改革试验区，意义可谓重大。

 

一家打火机企业的成本账

 

在百科里查找“李中坚”，结果显示竟然是扮演*的特型演员。一见面，方才发现搜索结果并没错。李中坚演过《延安颂》，还演过《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他说做特型演员只是他的业余爱好。只是今天，这位曾经的“中国反倾销*人”，真正的业余爱好，反而变作了生产打火机。

 

作为温州*批生产打火机的企业，李中坚的东方打火机的起伏贯穿于整个温州打火机产业的风流云散。照他说法，“十来年时间，打火机价格降了一半，成本却上涨了10倍，由此导致打火机行业利润从高峰期40%～50%降到现在的3%左右。”市场开始洗牌，目前温州打火机厂家已经由zui高峰时的3000多家降至数百家。

 

李中坚给记者算了他去年一年的企业成本账：原材料成本占60%，员工工资外加水电以及税收占30%，除此之外，银行利息还占了10%。

 

这不仅仅是打火机产业的困境。以温州典型产业鞋业为例，温州鞋业出口金额2012年*季度高达15.3%的下降幅度，为“历年来所没有的现象”。

 

一方面是人工、能源等成本持续上涨，另一方面则是银行和民间资金同时收紧，再加上2012年罕见的“订单荒”，温州经济正在遭遇几十年来未遇的困境。在此大背景下，“哪个老板还愿意踏踏实实地做实业呢？”

 

事实上，李中坚对过去四年贷款利率的变化颇有微词。2008年经济危机，政府出台了4万亿元的救市计划——宏观金融政策带来了什么微观后果？

 

“那时候，银行天天追着你去贷款，利息优惠到4厘。”很多人为了贷款去征地，然后再转手卖出去，赚了不少钱。殊不知，仅仅两年多后，银行就不断收紧银根，并开始向企业“抽贷”。

 

“一会儿猛踩油门，一会儿又急刹车，谁受得了？”李中坚周围不少人不得不通过民间借贷寻求短期过渡。“短期过渡的借贷利息都比较高，一旦套牢，年利率就会达到30%甚至更高。还不起钱，只能跑路。”

 

只能跑路的典型，是跑出去后来又跑回来了的胡福林。在李中坚们看来，胡老板的信泰集团其实经营得不错，作为当地zui大眼镜生产商也一直是温州的*企业。然而，*企业的老板竟然跑路了。

 

——温州经济怎么了？

 

被逼出来的“试验区”

 

“如果*不马上批准在温州改革，让民间资金搞活，温州会死定的。”曾开办新中国*家股份制私营银行的杨嘉兴如是说。

 

这并非危言耸听。民间借贷向来是温州企业发展的血管之一。然而伴随持续不断的跑路潮，温州的民间信贷链条已濒临崩溃。

 

试以跑路典型胡福林为例。关于胡福林，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为我们还原了比见诸媒体报端更多的细节——

 

“2008年的时候银行追着给他贷款，明星企业嘛。当然，企业家都是有虚荣心的，拿到钱后的胡福林开始扩张。”怎么扩张？做眼镜的胡福林宣布进军光伏产业。

 

几乎一夜之间，胡福林砸下了3亿多元人民币。其中一半是自有资金，一半是向朋友筹集的。据说胡福林这种气吞山河的气魄，来自当时一家国有银行的贷款承诺。

 

好景不长，到2010年年底，宏观层面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结束，各大银行开始收紧银根提高利率。与此同时，随着房地产市场降温，活跃在一线城市的温州炒房资本相继套牢，时至2011年4月，温州竟然开始出现钱荒，朋友之间的资金拆借越来越困难。

 

彼时，胡福林的光伏梦正如婴儿般嗷嗷待哺。进退皆难，万般无奈，他只得借助民间高利贷来维系整个公司的运行。

 

胡福林所借高利贷高到什么程度？zui高的时候，月息4分。

 

借来的高利贷其中有一部分被用来“还后续贷”。这是温州企业常用的资金腾挪方式，即银行贷款到期，企业利用民间借贷搭桥，在偿还贷款后数日，企业可以获得银行新贷款再用于偿还民间借贷。简言之，拆了东墙补西墙。

 

殊不知就在此时，温州许多商业银行为了防范风险，已经开始采取抽资、不续贷或者提高利率的办法——所谓“还后续贷”已无可能。

 

有业内人士“马后炮”说，“实际上他的融资方式不恰当，不适合银行的短期贷款，是股权投资。”

 

然而无奈的胡福林身上的定时扎%蛋越绑越多。zui困窘时，他甚至一个月要承担2500万元的银行贷款利息。一年的利息就是3亿元，试问哪个企业能坚守下去？

 

手机每天响个不停：银行五六帮、私底下高利贷的十几帮。胡福林崩溃了。

 

2011年9月15日，一笔1400万元的银行贷款到期，成为压垮胡福林的zui后一根稻草，他的资金链*断裂。9月20日，胡福林跑路美国。

 

——和胡福林一起跑出去的，正是支撑温州民间信用的担保体系崩塌的消息。

 

这无异于雪上加霜。各方金融机构因此更加“惜贷”。2012年1～3月，温州又跑了60多人，因信贷压力而自杀的事件不断。据说接下来的4～6月，随着新一轮还贷高峰的来临，“跑路的或许就是银行行长了”。

 

温州银监局资料显示，2012年2月末温州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为1.74%，连续8个月呈现上升态势，比2011年6月末zui低时的0.37%飙涨了370.27%，达到十年来的历史高位。其中，一家国有大行温州分行的不良贷款达到20.9亿元，居各家银行。

 

一个就能筹资几百万上千万元的日子一去不返了。业内人士称，现在温州的银行一听到“永强”（温州民间信贷危机的重灾区之一）就怕，而全国的银行一听到“温州”就怕。“外地商家一听到是温州的，都要求先交钱再发货。”

 

——温州民间金融系统真出问题了。换言之，40万家温州民企危矣。

 

方法论

 

或许*值得庆幸的是，正是这场2011年下半年爆发的民间借贷危机，倒逼此次国家层面的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以的仅5个月的时间迅速获批。

 

“今天，北京确实是一个艳阳天，或许预示温州金融改革的春天就要来临。”温州市*主任张震宇的这条简短微博发布于3月28日11时57分。

 

几小时后，改革的大幕正式拉开。*总理主持召开*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从高层角度来说，温州民间流动资本规模大概在8000～10000亿元之间，这笔庞大资金如何从地下走到地上，与实体经济连接，正是此次金融改革的着力点。

 

而对温州的中小企业主而言，试验区能否真正解决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问题，更是他们zui关心的话题。毕竟整个温州就那么几十家银行，而当地有40多万家企业，很多时候他们根本贷不到款，而另一边，国有银行依靠垄断地位获利实在太容易了。以至于消息一出，很多温州人甚至拿着放大镜一字一字地研读、推敲具体细则。

 

看来，关键就在于怎么落地。

 

此时温州在金融创新领域里，早已比不上拥有新三板市场的北京中关村和上海张江高科技园，甚至连“效仿者”台州、宁波等城市都赶不上，没有本地的信托基金，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几乎都没有投本地企业。如何创新？

 

就在试验区获批的第二天，一家全新的公司——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有限公司注册成立。这家由14家法人、8个自然人投资设立的公司，被外界视作“让温州地下借贷阳光化”的方法之一。

 

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相当于放贷方和借贷方的一个中介平台，“现阶段不以盈利为目的，而是带有公益色彩的纯服务机构。至于运营费用，则是依靠向入场的各种服务公司收取场地租赁费。”

 

一位知情人士称，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本来是政府要办，但专家讨论的结果是，如果政府办，*不可能办起来的。“因为一旦政府直接介入，就面临借贷双方需要缴税的问题。”该人士说，“另外，政府担心一旦有借款不还的情况，出资人会找政府算账。但其实投资总是存在风险的”。

 

除此之外，真正要让借贷双方从以前的地下状态变成主动到服务中心登记，尚有许多难题。比如，作为放贷方的个人往往害怕露富，特别是公务员和官员。而且一旦有利息收入，根据国家法律还要缴纳高达20%的个人所得税。而原来民间借贷因为是地下，所以没有纳税。

 

其次，小微企业如果要来这里登记借款，也相当于把企业的财务状况曝光。现在温州很多出现财务危机的中小企业，即使政府有资助资金都不敢用，就怕被银行知道，列为“关注”对象，断了今后从银行贷款的路。

 

*单背后的声音

 

尽管困难很多，登记中心的成立好歹总算迈出了*步。

 

4月26日，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正式揭牌开业。记者在现场看到，人人贷、速贷邦、宜信和攀远四家贷款服务公司也正式入驻登记中心并开门迎客。

 

8点30分左右，24岁的胡家强（化名）在速贷邦拿到了5万元的借款。他也是登记中心开业后完成的*笔个人借贷。刚刚毕业的胡家强准备开一家实体数码店，5万元的借款用来做启动资金。从登记到拿到钱，他只用了2天时间。借期1月，利息1.6%，抵押物是一辆两厢轿车。

 

温州民间借贷中心负责人徐智潜在接受采访时说，民间资本的阳光化，一方面遏制了高利贷，降低了借款人的成本；另一方面，放贷人的隐私也面临阳光化的风险。个人隐私能否得到保护，必然是放贷人在跨进登记中心前的一大疑虑。

 

那么，如果隐私得到保护，风险得到控制，登记中心就能红红火火办下去吗？东方打火机的李中坚说，登记中心对一些新生的小企业融资或许有用，但要解决整个温州实体经济的问题，无疑需要一个过程。“简单说，我们做企业的就两个愿望，一是降息，二是减税，这才是猛药。”

 

显然，李中坚的想法并非只有他一个有。被*总理称为“温州民间资本代言人”的周德文甚至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设想：既然国家承认民间借贷合法，企业民间借贷的利息就应计入企业经营成本。一旦利息成本计入企业经营成本那么税收自然就降了下来，企业自然就愿意去登记。当然，周德文的这一建议目前还未得到温州政府的回应，会不会有回应，没人能够预料。

 

无论如何，成为试验区的温州火了。短短一个月时间，抛开国内媒体和地方政府，来自德国、韩国、澳大利亚的媒体或相关机构也都纷纷前来考察，甚至埃塞俄比亚都派人前来参观……显然，事隔十年，温州，再次颤巍巍地站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

 

实现民间金融合法化为大势所趋

 

□文/周德文（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

 

名不正言不顺的民间金融频频游走在风口浪尖，2011年尤其为甚。

 

从总体上看，民间金融与*银行形成良性的互补式竞争，分散、机动、灵活的民间金融，为*银行的市场盲点——主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了大量发展资金。

 

以温州模式为例，在温州民营企业的资金来源中，民间借贷占了民营企业资金来源的30%~40%。根据中国*温州市中心支行的一份名为《温州金融业发展报告》的研究报告显示，温州民间金融市场约占全社会金融*的20%。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温州民间金融鼎盛时期，民间金融的融资规模增长甚至超过银行借贷。

 

不过，民间金融也有其风险性。民间资本由“体外循环”进入民间金融，仍然徘徊在金融宏观调控之外。不规范的运作机制以及内在高风险的无限释放性，导致金融秩序混乱。由于民间借贷没有正式的“身份”，得不到法律保护，使得民间借贷的利率普遍较高。近一年来，企业普遍缺钱，利率更加有恃无恐，6分到8分是普遍现象，个别短期拆息中甚至出现0.1元、0.15元的利息。

 

如果说民间金融只是对其草根化、非正式的一种描述，那么高利贷的高上镜率，则表达了人们对部分民间金融渐开出高利贷“恶之花”的嫉恶如仇。

 

到2011年，部分地区的民间金融发展到几近失控的地步：一方面由于银根紧缩，市场对资本的需求激增，出现“钱荒”；另一方面，中国实业的利润越来越薄，导致大量具有逐利天性的民间资本逃离实业，寻找新的出口。此时利润相对丰厚的能源、矿产、金融等领域，政策玻璃门太高，民间资本望而却步；房产调控如同紧箍咒，民间资本不敢贸然进入；股市接连唱衰，漫漫熊市似乎看不到尽头……投资的路越走越窄，利息高的“炒钱”就成了很多民间资本觊觎的“财源茂盛”之地。

 

与其他投资相比，“炒钱”来钱快而容易，为暴利行业。为利润诱惑，再加之“赌性”泛滥，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借贷人的行列，同时借贷范围逐渐突破熟人圈子，借贷链条的稳固性越来越差。

 

从小了看，民营企业尤其中小企业是高利贷的主要借贷者，对于他们，高利贷是毒药，畸高的利息远远超出他们的承受力。2011年下半年，“跑路”、“破产”、“自杀”、“索债”此类直指高利贷“罪行”的词语，如潮水般袭来。到底有多少企业破产和停工？具体数字不得而知。社会舆论关注的影响力较大企业已不在少数，尚有很多小微企业根本不在统计范围之内。

 

往大了说，大量民间游资从实体经济抽离，说明中国也出现了实体“空心化”的苗头。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至今仍未落下帷幕的欧洲债务危机，很大部分原因在于金融服务业发展过快，大量制造业外迁，导致实体“空心化”，一旦金融链条出现断裂，经济就出现萎靡不振。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积极采取措施，鼓励民间资本回归实业；另一方面，还要实施金融改革，规范民间金融的发展。而建立与民营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民间金融体系，正是放开金融管制、实施金融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利于实现中国金融的多样化，又有利于实现实体经济的回归，更有利于塑造更为公平合理的金融环境。

 

因此可以说，*批准在温州设立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拉开了中国金融改革的序幕。

 

编 辑 彭 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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