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从重工业支撑到技术驱动
- 2012/10/25 16:08:054135
一家船厂的十年调整路
十年来，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是由一个个具体企业的调整完成的，也正是这些企业，经历、感受并见证着这一历史。
在大连，有一个近年来在造船业影响越来越大的造船企业——大船集团。十年来，大船经历了堪称残酷的竞争，挺过了堪称恶劣的市场环境，企业竞争力越发强劲，而这一切，都得益于集团的结构调整。
2012年8月，《中国产经新闻》记者来到大船集团，听大船人讲述了十年来的结构调整之路。
十年前的大船集团，虽然名字叫“大船”，但在世界造船行业和中国制造业中，大船集团只能算做一只“小舢板”。
当时的大船集团产品品种少，研发水平低，产品集中在技术含量较低的中小型散货船、原油船，超大型油船的设计和建造刚刚起步，在集装箱船、LNG船、海洋工程装备的设计和建造上则完全是空白。
十年前，大船集团建立现代化总装造船模式尚处于“依葫芦画瓢”的完全模仿和局部改进阶段，船舶建造周期很长，当时，生产效率高的4.6万吨成品油船建造周期达到360天，水下周期超过100天；艘VLCC建造周期达到740天（24个月），船坞周期达到209天（7个月），而当时日韩先进造船企业同类产品的建造周期12个月，船坞周期是3个月，差距之大，令人汗颜。
而近几年的航运和船舶市场，又可谓波涛汹涌，甚至是恶浪滔天。2008年的金融危机导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阴影还未散去，欧元危机又接踵而来，航运量持续低迷的同时，作为航运市场主力的欧洲各国银行纷纷停止了对船主融资，致使造船业订单急剧减少，许多造船企业陷入无船可造的困境。而在世界造船行业排名前四位、在造船市场占据重要份额的大船集团自然难免遭遇冲击。
用什么来抵御风险？大船人告诉记者，法宝就是之前大船集团前瞻性和战略性地及时转舵，调整航向，进行产品结构调整，布局多个产业，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造船产业方面，大船集团加快了产品结构调整的步伐。今年，新承接了4艘、总吨位为48.2万吨的10000TEU集装箱船，并研发了无污染低排放的大型天然气运输船和钻井船。
海工装备领域是公认的“蓝海”，也成为大船极力突破的领域。大船集团根据形势及石油市场的变化，加大了海上钻井平台的研发和经营力度，国内首型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自升式钻井平台已成功推向市场，海洋石油生活支持平台和钻井船市场的市场开发取得历史性突破。
同时，大船集团在修船和拆船行业也取得了重大突破。投资总额20亿元的长兴岛修船基地建设已接近尾声，建成后将成为中国北方乃至亚太地区海洋工程改装、船舶升级改装和大型特种船舶维修的重要基地。
今年5月，该集团投资的绿色拆船基地在长兴岛开工建设，这两个项目建成投产后，将使大船集团成为中国能够提供从设计、开发、维修与改装，直至后拆解的全寿命周期服务的船舶企业集团。
而标志着大船集团发力的重工行业，合同金额约为13亿的重点项目——华威和田2X135MW热点厂工程管理总承包合同已经签约。
产业结构的大力调整让大船集团尝到甜头，多个产业扬帆竞发也使得大船集团捷报频传。
中国产业的十年调整路
如果从宏观的视角来观察，十年来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的路径是怎样的呢？
北京工商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及向《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十年来的结构调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陈及表示，在初始阶段，中国刚刚加入WTO不久，市场更加开放，各行各业都面临的压力，这是更加注重提升效率的技术应用的开始。
接下来，随着经济的进步，我们意识到，中国需要向世界产业链的更前进，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全面发力，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面临着环境污染的弊端。这就向中国的产业结构提出了要向环境友好型调整的客观要求。于是，宏观经济的管理引导进一步强化，现代服务业、先进的装备制造业、文化产业等得到进一步发展。
而当下，则是第三阶段的开始。在这一阶段，企业加大研发科研投入，政府宏观调控手段加强，重要的是，民众呼唤绿色生产的意识强化，由这些综合因素作用产生的产业结构调整。例如汶川、厦门等地居民对污染项目的自觉抵制。
财政部财科所博士后、中信建投研究部专题组组长夏敏仁则将这十年结构调整的脉络梳理为三高产业-中耗能产业-新兴产业的发展演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则向媒体作了稍显不同的描述。2002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提出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呈现出以重化工业加速发展为特点的工业化中期特征。这个观点曾对“十五”、“十一五”规划的内容做出了贡献。目前，冯飞则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处在由中期向后期过渡的转折性变化，靠重化工业支撑、资本积累驱动的增长方式已走到尽头，开始进入到要以技术进步驱动经济增长的新阶段。
那么，推动这十年结构调整的动力来自哪里呢？
陈及与夏敏仁都关注到了来自市场的压力。
陈及认为，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首先就是市场竞争、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夏敏仁则更直接地归结为外贸压力的作用。
夏敏仁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指出，近年来，产能的消化主要依赖出口，但外部环境并不稳定，状况越来越恶劣，对中国的外贸冲击很大，我们调结构的迫切感就是来源于此。
陈及指出，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层面有意识引导产业政策调整，利用财政税收、利率优惠、技术推介等方式，推动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
宏观层面的政策推动在一定意义上起到了确立产业结构调整框架的作用。
2011年6月1日，在2005版的基础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新修订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开始施行。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是政府引导投资方向，管理投资项目，制定和实施财税、金融、土地、进出口等政策的重要依据。
相较于2005版，这一新版本具备以下特点：一是力求全面反映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方向内容。例如，为贯彻“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要求，从现代农业产业链入手，针对关键环节，新增了大量鼓励新技术、新工艺以及支持现代农业发展的条目，进一步突出了水利设施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的重要作用。
二是更加注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自主创新。例如，在装备、汽车、船舶门类中，新增了重大装备自动化控制系统、轨道车辆交流牵引传动系统、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以及海洋工程专用作业船和海洋工程装备的条目。
三是更加注重对推动服务业大发展的支持。新设了“现代物流业”、“金融服务业”等7个门类。
四是更加注重对产能过剩行业的限制和引导。在限制类条目设置上加强了对产能过剩和低水平重复建设产业的限制，从产品规格、参数等方面分别对限制范围进行了比较明确的界定，提高了准入标准。
五是更加注重落实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例如，在“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综合利用”门类中，新增了“废旧机电产品的再利用、再制造”等条目，在几乎所有制造业门类中均增加了清洁生产工艺、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内容。
陈及指出，除了上述《目录》，一系列产业振兴规划等的出台都强有力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大调整。
除了上述因素，夏敏仁指出，推动因素还包括环境压力的客观要求、技术的进步等。
陈及认为，产业结构调整的真正内核就是不断引进更加先进的生产技术手段，实现更高的生产效率，产业进步的主要因素在于技术。由技术进步引发装备水平、生产流通手段以及管理的进步。
不过，在夏敏仁看来，正是在激发技术创新的环节上，我们还存在不少问题。“在当下，经济不仅仅是经济的问题，而技术也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症结在机制方面，缺乏行之有效的人才机制、创新机制，这大大制约了我国结构调整的步伐。”
成就与问题并存
“应该说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使产业健康发展取得了很大进步。”回顾十年来，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之路，陈及给出了很高的评价。
陈及指出，这一方面表现在自主品牌现代化程度的提高上，包括对落后产业的淘汰，例如对于小水电、小水泥的调整。另一方面则表现在现代化新型产业的显著进步。例如创意、IT以及先进装备制造业等，都取得了非常明显进步，竞争力品牌影响力也在显著提高。
数据显示，“十一五”期间，我国上大压小、关停小火电机组7682.5万千瓦，淘汰落后炼铁产能12000万吨、炼钢产能7200万吨、水泥产能3.7亿吨，在关闭造纸、化工、纺织、印染、酒精、味精、柠檬酸等重污染企业方面都取得积极进展。
与此同时，诸多现代化、新型产业获得长足发展。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是现代经济的重要特征，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从2005年到2010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从74919亿元增长到173087亿元。
从发展速度上看，“十一五”期间发展快的是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次之，房地产业排名第三。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更是获得了大力推动。2010年10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十二五”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要把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成为先导性和支柱性产业”。
在政策鼓励下，战略性新兴产业获得了各地政府的重视，并取得较大发展。以成都为例，为抢占未来经济发展的“制高点”，成都市政府近日出台了十二五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明确指出，未来，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等将成为成都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到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收入突破12000亿元。
近年来，成都市高度重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加快建设重大项目，发展壮大，着力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形成了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
近几年发展相对突出的还有文化产业。以上海为例，“十一五”期间，上海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递增约为12%，高于上海同期生产总值年均增幅接近1个百分点。
十年结构调整取得较大成就，但问题也仍然存在。
在夏敏仁看来，十年来调结构有所进展，但低于预期。
夏敏仁指出，在1992-2002那个十年间，解决了资本稀缺和为中国产品寻找市场两个问题，但也了一些问题，即产能的高速扩张但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在2002-2012这十年间，我们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但由于体制僵化、路径依赖以及利益集团阻碍等原因，进展较慢，至今，结构调整仍不完善。
例如，钢铁、水泥等产业的调整仍旧不太理想，除了以上所说的原因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是我国重要的就业出口，因此很难快速地调整升级。
“就产业结构调整而言，成就不小，问题也很多，我们寄望于下一个十年能有更好的解决。”夏敏仁说。